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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是怎样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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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最后通牒,男主人奋勇攀登插旗守孤岛

  本报特派记者袁小兵

  这是这座山城、雾都的春天里最舒服的一天,3月22日,重庆。微风暖日,法院没有像大多数人预计的那样,进入这座号称“最牛钉子户”的二层民宅进行强拆。51岁的屋主杨武度过一个难眠之夜后,仍独自守立楼顶,他脚下是危楼悬崖和20米深的巨大圆坑。对面50米,代表重庆经济高速发展的轻轨列车每隔几分钟驶过,一家房地产商的巨幅广告向他招手:“彼岸就是幸福。”

  杨武的幸福却似乎在这栋破败的楼房里。作为家中8兄妹中最小的男丁,他继承了祖房,迎娶了漂亮的女子吴苹,在这里结婚生子,经营酒楼。但旧城改造的一纸公告却勒令他和家人离开,当众邻舍纷纷外迁时,他没有走;当轰鸣的机器把他家变成一座孤岛时,他没有走;当法院最终出面,命令他必须在3月22日之前离开时,他把食品、水、折叠床、煤气罐搬进早已空荡荡的房子里,另带上一根双截棍,决心与制度对抗。

  杨武长得高大威猛,上唇蓄一抹胡须。22年前,他靠拳头争得了首届渝州武术散打搏击赛重量级冠军,现在,他仍然不想在自己的祖屋里服输。3月21日下午,他借助双截棍爬上陡坡,悄然进入房内,把一面国旗和一条写有“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横幅挂在楼顶,并因此一度亢奋。他先是脱掉外衣,露出结实的肌肉,叫记者拍摄,然后穿上衣服,钻出不知被谁打破的墙洞——这也是进出房屋的唯一通道,对着下面的保安厉声喊道:“你敢上来,我就把你打下去!”

  他的妻子吴苹则一直站在楼下的工地上,面对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记者,重复着她说过无数遍的话语。谈到强拆,她说,“这是拿刀子在胁迫我”,“我们绝对不搬,要用生命捍卫我们的合法私有财产!”

  这让人想起两天前,当法庭宣布支持房管局的裁决,命令她必须在3天内自行搬迁否则将予强拆时,她对着从各地赶来旁听的几十名拆迁户喊道:“希望同志们继续关照支持我,我向你们保证,我将抗争到底!”

  “要得!”众人齐声应答。

  评估价与市场价相差悬殊

  吴苹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个甘于示弱的人。

  20世纪80年代初,吴苹嫁到位于鹤兴路17号的杨家时,这栋建于1944年的私有木头楼房,因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收归公有一直被3户人家居住。吴苹通过努力,让杨家恢复了对这栋祖屋的所有权。1992年,她和丈夫一起把木房推倒,新建起一栋219平方米的二层砖混结构楼房,准备继续经营酒楼,可是次年春天的一纸拆迁通告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1993年,物权法开始起草之年,重庆南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得了对杨家坪鹤兴路项目的拆迁开发权。“开发商说,大家都别建房了,马上要拆的,而我的房子才刚建好,花了几十万元,邻居都说我最亏。”吴苹说。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鹤兴路是杨家坪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和著名的“好吃街”,可居民房子大多建于20世纪40年代,年久失修,火灾不断。“大家都非常拥护旧城改造,开发商也说了是拆一还一。”当地居民方兆鸣(化名)回忆说。

  可是除了不时有人上门登记、钻地检测土壤之外,接下来11年,鹤兴路虽时有“拆迁”消息流传,可事实上没有任何动静。“大家都听疲了。”吴苹说。这11年里,她先是自己经营酒楼,后搬离住在别处,把楼房交给他人经营。

  2004年8月,当再次传来拆迁的消息时,“大多数居民都表示怀疑”,方兆鸣说。但这次是真的,重庆智润置业有限公司已经加入,将和南隆公司一起开发项目,二者都取得了九龙坡区房管局于2004年8月31日核发的拆迁许可证。同天,区房管局在鹤兴路张贴拆迁公告,并公示了当地一家评估公司对居民房屋的评估价格。正是这个价格,引发了一些居民的不满。

  区房管局称,大约在这年8月,共有5家A级资质的评估咨询公司来到现场接受居民投票,最后重庆市金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得票最多,此后由这家公司完成了房屋价格评估。

  但现场只来了部分居民进行投票。“听说每去一户,就发给10元钱,我觉得这像是村官贿选,不对头,就不想去了。”方兆鸣说。

  吴苹也没有去,当得知她的楼房一楼的评估价是18841元/平方米,二楼是3785元/平方米,她觉得这与刚建成一年的杨家坪步行街的店面与住宅售价相差悬殊。方兆鸣说,那年杨家坪临街的店面售价是5万-10万元/平米,为此而与开发商交涉,“对方说人家是新房,我的是旧房,我说,我卖的不是房子,而是地皮。”

  开发商则称,评估公司的这个价格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料。一个事实是,随着杨家坪步行街这个重庆五大商圈之一的建成,附近楼价正在飞涨。

  当地居民说,政府把这里规划为怎样的地区,他们并不知道,更没有进行听证。九龙坡区房管局称,目前尚无法律法规要求政府规划之前必须听取当地居民的意见。

  2004年9月5日至10月4日,是区房管局规定的拆迁期限。至10月8日,281户居民中,已有250多户搬迁。开发商雄心勃勃,以为最长即在半年之内把剩余的近30户摆平。

  开发商委托了区房管局下属的拆迁工程处进行这个项目区的拆迁。“他们很有策略,逐个击破,先公房,再私房,再门面,把居民分成一片散沙,破坏凝聚力。”吴苹说。

  随着拆迁进行,鹤兴路成了大工地,当地居民说,每和一户居民协商好补偿安置方案,人刚搬走,房子即被拆除。“到处乱哄哄的,人心惶惶,大多店面都停止营业了,留守家中的多是老人,一次,路上窨井盖被偷,一名中年妇女因此把腰摔伤了。”方兆鸣说。

  在这种环境里,方兆鸣逐渐丧失留守到底的勇气,于2005年5月搬迁。这一年,“钉子户”张继韵的木房两次被烧,他怀疑是因为与开发商对抗而被人为纵火,但开发商称,火灾是因为流浪汉烤火取暖所致,当地消防部门均有调查。

  “开发商倒也没有明显的不正当手段逼迫我们早日搬迁。”方兆鸣说,“但搞拆迁的人有些恐吓的味道,对我们说以前强拆的场景你们也看过,知道那味道不好受。”大约2002年,杨家坪步行街的西头,有人因对抗强拆,被拖出房屋,围观者众。

  这个说法得到了居民黄绍樵的印证。据说,在拆迁过程中,有居民激烈表示要跳楼、自焚,但被及时制止和化解。

  九龙坡区房管局原局长邓小如说,开发商做了大量充分细致的工作,局里要求他们,该给老百姓的,一分钱也不能少。

  方兆鸣认为,虽然评估价格与市场价相差悬殊,但相比杨家坪步行街建设前对商户按每平方米6000元、住户每平方米1500元的一刀切做法,已经是很大进步了。

  区房管局拆迁管理科科长任忠萍说,鹤兴路有数十户居住面积在35平方米以下的居民都按照35平方米的政策进行补偿安置,以照顾真正的困难户,没有人因此流离失所。

  双方各执一词

  2006年5月,开发商的挖土机开进鹤兴路,这时,还有3栋房子屹立不倒,中间的是杨武的房子,另两家在项目区边缘。4个月后,这两栋楼在屋主签字后先后推倒,而杨家依旧岿然不动。

  开发商称,断水断电是这年10月起才开始的,为的是工程安全的需要,而杨家早在2004年动迁不久就停止了营业,

  坑越挖越深,杨家越来越成孤岛。随着好事者将照片和“索要2000万元”的消息传上互联网,已有越来越多记者赶来探究真相。但令他们苦恼的是,他们正陷入杨家和开发商、房管局完全不同说法的泥潭里。

  吴苹说,对她家房屋的评估价格过低,所以她从一开始就提出,希望能按照房屋产权证上的面积,在拆迁范围内安置,一楼还一楼,二楼还二楼,朝向不变,(老房所在地点)左右一点均可。

  但任忠萍和开发商的工作人员王伟都说,吴苹很长时间都在坚持要求按原被拆迁房屋位置、楼层朝向安置。“按照规划,这里将建成6层高、3.7万平方米的大型商场,不可能按照她的要求安置,否则人人这样,旧城改造还怎么进行?就让那样老房子留在那算了。”王伟说。

  双方唯一一致的说法是,吴苹没有要求货币安置,更没有索要2000万元拆迁补偿。“她曾多次说杨家坪步行街的店面值10多万元/平方米,别人想到她家是219平方米,就猜测她应该是索要2000万元的意思。”一名参与过与吴苹协商的人士说。

  按照评估价格,吴苹家楼房价值247万多元,据说开发商愿最高出到350万元进行货币安置,但吴苹不满意,她希望对方一直往上报价,报到合适的价位,她喊一声“停”即可成交。对此说法,吴苹坚决否认。

  2005年,开发商向区房管局提出申请,要求裁决吴苹限期搬迁。但同年9月12日,该局中止裁决,理由是“拟作出裁决时,被申请人反映协商不够充分,为化解拆迁矛盾,促进协议搬迁”。

  吴苹的说法却是,为了促使她尽快搬迁,区房管局与开发商弄虚作假,伪造了与她的协商记录,并作出了损害她权益的错误裁决,她发现后当即指出,迫使区房管局中止了裁决。

  开发商称,他们拿出了最大的诚意,经历几十轮协商,但吴苹说,她和对方的正式协商是从2006年9月14日才开始。在她要求下,两家开发商特意在前3天给王伟和另一名工作人员下发委托书,全权负责与杨武一户的拆迁赔偿、补偿安置等相关事宜。对此前协商的对手,吴苹表示不放心,因为他们能否代表开发商值得怀疑。

  接着,吴苹的疑问又来了:核发于2004年8月31日的拆迁许可证应该早就过期了,但任忠萍说,根据重庆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自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之日起3个月内未实施拆迁的,拆迁许可证自行失效,而拆迁人在这3个月内实施了拆迁,这与“完成拆迁”是两个概念。

  法庭支持房管局的裁决

  吴苹似乎总能找出一些令她不安的地方。她说:“经商多年,总觉得打官司很愚蠢,往往赢了官司输了钱,我怕惹上官司才要求对方证据齐全,来规避法律风险。”

  吴苹还认为,她一再退让,委曲求全。甚至有一次事情差点就成了,那是3月初,各方就安置地点基本达成一致,就是因为签合同时,三个开发商中的南隆公司的公章不在现场,吴苹才没有签。

  王伟解释说,南隆公司老板一直在外地住院,已全权委托智润公司与住户协商,以前和280户居民签的协议都是智润公司的公章,有一次,南隆公司老板还叫女儿专程把公章带到重庆,但吴苹又怀疑这枚公章的真实性。

  2005年3月,重庆市出版集团控股的重庆正升置业有限公司加入到鹤兴路旧城改造项目,并作为该项目的法人和项目质量责任人。但法律意义上的拆迁人仍是南隆公司和智润公司。吴苹据此拒绝与正升公司协商,她说:“我看到有几户居民签的协议上盖的公章居然是正升公司的,我就告诫他们,以后安置不好,根本打不赢这个官司。”

  今年1月8日,区房管局召开拆迁行政裁决听证会,但吴苹没有参加。吴苹说,她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听证会。任忠萍却说,元旦前她一直在打她电话,但联系不上,只好在1月5日的当地报纸上登报通知。

  3天后裁决下来,要求吴苹接受拆迁人的安置方案,即安置在杨家坪步行街另一头的一家店铺,并领取20.9万元产权调换差价,与此对等的是,她必须在收到裁决书15日内自行搬迁。

  2月1日,吴苹仍没有搬迁,区房管局向区法院申请强拆。“(协商)进度最大的就是这个2月,以前开发商给她挑选的安置位置她接受了,结算价格也降低了标准,以前她还提到,从1993年起因为拆迁传言和2004年动迁以来给她家经营带来500多万元损失,现在也不提了,这就是按程序办事带来的结果。”任忠萍说。

  但吴苹说,她并不知道行政裁决结果,更不知道已经向法院申请了强拆,直到3月2日这天,她正在区房管局与开发商协商未果,两名身穿便衣的法官突然出现在她面前,通知她这一事实。“我当时气坏了,当即要求听证,他们让我说话的机会太少了。”吴苹说。

  让她失望的是,3月19日这天,在她慷慨激昂地陈述开发商和房管局的不是之后,法庭却当庭裁定支持房管局的裁决,限令她于3天内自行搬迁。这相当于把她拉回到与开发商博弈的最初阶段,更关键的是,她没有了房屋这个重要的筹码。

  她自信至少在气势上压倒了对方,头天晚上她彻夜未眠却依然精神饱满、语气激越,引用起法律规章像是个专业律师。她独自一人端坐在那里,对抗的是3个人组成的房管局,以及紧挨着他们坐在一起的拆迁人代表。

  有意思的是,她要求换个大法庭和要求一瓶矿泉水都得到了法官的认同,听证会中房管局一方两次手机铃声响起,却遭到了法官的呵斥。但这与裁定并无关系。

  这个女人

  吴苹两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都是一件火红的风衣。一次是法庭上,一次是站在行将强拆的老屋底下,抱一本红色的《宪法》。那时,她丈夫杨武已经爬了上去,在屋顶上扬起了一面鲜红的国旗。

  “我其实喜欢的是孔雀蓝和绿色。”3月20日傍晚,坐在杨家坪步行街的一家西餐厅里,吴苹说,“我不喜欢红色,但我喜欢穿红色衣服。”

  吴苹已经49岁,但见过她的人都愿意把她的年龄猜小一些。“几年前,她更漂亮。”杨武说。这几年与开发商的谈判都是妻子出面,他认为妻子越来越能干。

  但吴苹显然掩饰不住对时光流逝的追念和对谈判的疲倦:“年轻时我能歌善舞,人见人爱,几年前还有人以为我没结婚呢。这件事对我身心伤害太大了,经常彻夜难眠,对经商也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她有一个儿子正在上大学,谈起儿子,她的眼睛亮了:“他是他们那儿的学生会主席,他是我的安慰,我的精神支柱。”

  她伸出白皙的手指:“我喜欢弹钢琴,家里有一部5万多元的钢琴,我不打麻将不打牌,为人仗义,性格直爽,朋友很多。”

  话题回到拆迁上,她又来气了:“我什么都不缺,为的是我的自尊,我不愿意因为司法介入而被迫签订协议。”

  吴苹是否有特殊背景一直是众人兴趣的焦点?目前只知道她经营酒楼和其他生意,“大家都喊我苹姐、苹总。”她的丈夫杨武早在1979年就下海,当地媒体说,他每天习武数小时,练的是长拳。而王伟和任忠萍都说,从未有人给他们打招呼或施加压力。但与吴苹同在一个街区的方兆鸣说:“她还是有背景的,经商嘛,打赢过官司。”另一名居民则说:“她绝对是个人才。”

  在开发商眼里,吴苹就是一枚难拔的钉子。“我不知道她到底要什么?她总是谈成了以后又以各种理由拒绝签字,她这样做人太累了,但她似乎以此为乐。”上述那位参与过谈判的人士说。

  而在区房管局一名官员眼里,吴苹就是想拖延时间,争取砝码,导致程序无法进行,实质就是争取利益最大化。他认为,拆迁人既有安置的权利,也有搬迁的义务。

  “她似乎对什么都很警惕,上洗手间也要把她放在桌上的东西收进包里。她很能聊天,语速很快,容易激动。”

  当吴苹为谈判身心俱疲时,开发商也正在承受着巨大的经济损失。王伟说,整个项目已投入近3亿元,每天光贷款利息就有6万元。他承认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是一种市场买卖行为,卖方希望出高价,买方希望出低价,但这其中必然有一个市场操作基本原则。“虽然时间就是开发商的生命,但我不可能无限加价,这对其他280户居民也不公平,最后就只好走法律程序了。”

  为何在拆迁期限两年半后才进入司法程序,王伟说,拆迁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情,尽可能协议搬迁。任忠萍说:“我们一直坚持依法拆迁、以情拆迁、和谐拆迁。”为了做通吴苹的工作,区委分管拆迁工作的副书记还专门出面,区房管局局长则发动吴苹的同学和朋友进行游说。

  专门打了防震孔

  重庆直辖10年,这座城市正在进行一场摧枯拉朽的大拆迁,摩天大楼就像雨后春笋般冒出。在网上,可以鲜明看到当地人对高楼和商圈的热捧和对陈旧建筑的唾弃。

  近几年,重庆对江北城和化龙桥进行了相当于两个县城规模的拆迁,但因为安置补偿上的博弈,一些纠纷随之出现,甚至造成人员伤亡。

  王伟说:“为了保护吴苹的房子不会坍塌,我们专门打了防震孔。”至于有人质疑开发商把她家挖成孤岛一般,区房管局局长伍修万说,开发商的做法还是有些欠妥。但他同时认为,这件事拖了这么久还没解决,房管局也应吸取教训。

  如果吴苹与开发商的谈判最终依照房管局的裁决,无疑,她将损失一大笔钱。这个回到起点的结果,对那些遵照政府规定及时搬迁的拆迁户来说,可能会心安一些。

  方兆鸣在2005年5月搬迁,他得到的回报是高于评估价的补偿,但很快他就后悔了,因为同住一个街区的亲戚,比他晚半年走,得多了十多万元。“这不是鼓励我们做钉子户吗?”

  但拆迁户的补偿结算价格是互相保密的,方兆鸣只知道走得越晚的人得到的补偿越多,但究竟多多少,大家也不互相打听,因为这是他们向开发商保守秘密的承诺。方兆鸣调侃说,这好像是年终老板发红包,大家虽然都很想知道彼此的数目,但却都守口如瓶。

  “虽然有政府批准的评估价,但如此操作显失公平。”

  吴苹在一次谈判中,对方要求双方对协议保密,她拒绝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协议也可以卖的。”她说。

  就连评估公司的评估价格,也只是在鹤兴路居民中公示,“评估公司不会告诉别的同行,南岸区的也不会告诉渝北区的,大家共守这条行业潜规则。”一名业内人士透露。现在,吴苹的故事却把这个潜规则暴露出来。

  “如果物权法已经实施,你有信心打赢这场官司吗?”面对这个问题时,吴苹刚刚从令她失望乃至愤怒的法庭上下来。她想了想说:“物权法也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其实中国法律已经很多了,关键是执法问题。”

  有学者对记者的这个问题表示了充分的信心。物权法起草专家之一的梁彗星也说,物权法将彻底解决“强制拆迁”、“圈地运动”等问题。但北京学者秋风却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拆迁出现的种种问题,直接源于法律的偏颇,《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片面地授予了拆迁者以充分的权利,甚至是特权,相反,被拆迁人的权利却几乎没有得到有效保障。

  时间指向3月23日零时,强拆的时效开始启动,可是法院的人依然没有出现。夜色吞没了这座孤岛和守卫在里面的杨武,而它周围的海洋不再局限于那个深坑,开始延伸,延伸至整个城市,延伸至整个国家。

文章作者:未知  更新日期:2007-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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