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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孝经》堪称一部流传最广的儒家经典，不仅封建文人视之为必修功课，就是普通老百姓对它也很熟悉，这是其他儒经所做不到的。之所以如此，一是由于统治者对它极力宣扬，二是因为注重孝行是中国传统社会伦理道德的首要特征，三是因为该经篇幅短小，文字浅白，易于普及。
封建文人十分重视《孝经》，对它的评价也高到极点。如汉儒郑玄说：“《孝经》者，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唐人薛放说：“《孝经》者，人伦之大本，穷理之要道，真可谓圣人至言”。明人吕维祺则认为“《孝经》继《春秋》作，盖尧舜以来帝王相传之心法，而治天下之大经大本也。此义不明，而天下无学术矣”，他盛赞道：“大哉《孝经》乎！参两仪，长四德，冠五伦，纲维百行，总会六经。”这些评价虽显过分，但也充分说明《孝经》受到的重视。
《孝经》虽不象封建文人所吹捧的那样神奇，但它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确是毋庸置疑的。
《孝经》诞生于先秦之世，当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战祸连绵，周天子缩于一隅，而列强务兼并之业，臣弑其君，子杀其父。这种现实，令人痛心。而《孝经》倡导孝道，宣扬以孝治天下，无疑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也是救世的一种方法。《孝经》所推崇的先王之世、明王之政、圣人之治、君子之行，无一不是针对当世之人而言的。因此，《孝经》的写作与孔子作《春秋》以使乱臣贼子惧的目的是相同的，是儒者善良愿望的一种体现，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
《孝经》所言之孝是从事亲开始的。在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中，奉养父母对于家庭的稳定和谐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能够使父母安度晚年，而且是对后代的一种身教，对子女的成长很有好处。而家庭的稳定又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经文说：“非孝者无亲，大乱之道也”。这句话道出了孝与社会治乱的关系。不仅如此，奉养父母，解决了老人的赡养问题，可以减轻社会的压力，这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养老育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属于应继承和发扬的优秀传统，而“孝”则是这一传统美德的核心。
《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句名言，强调的是人应珍视生命，它的意义也是积极的。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则社会就会没有争斗和战争，太平之世就可以永传。然而，在封建社会里，《孝经》所极力倡导的孝，其意义被统治者曲解为顺从和愚忠，用以奴化百姓，以便于其统治。所谓“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令子亡，子不得不亡”，就是对忠孝的最大歪曲。《孝经·谏争章》中说：“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其观点是鲜明的，绝无一味顺从之意。可见，“孝”到后来已成为统治者奴役百姓的一项工具。愚忠愚孝，并非《孝经》本义。
封建统治者所倡导的孝，对人的毒害甚深，以至有些人以极端的形式来表现自己的孝。著名的《二十四孝》中所记的王祥卧冰、吴猛恣蚊就属此类。史书中时有记录的割肝疗亲，更是如此。这些人所表现出的孝，并不是《孝经》之孝。《孝经》之孝强调的是重视生命，保护父母给予的自然之体。那些卧冰、恣蚊、割肝的行为显然与《孝经》之孝相背离。但就是这样一些不近人情、不合人性的行为，统治者还要予以表彰，竭力推广。所以封建统治者所推崇的孝是必须加以批判的，其余毒必须肃清。
《孝经》自汉初以来，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被人们广为利用。封建时代，对于不孝者的惩罚和训导，就是令其读《孝经》。隋朝人郑译不幸，皇帝下诏说：这样的人“留之于世，在人为不道之臣；戮之于朝，入地为不孝之鬼。有累幽显，无以置之，宜赐以《孝经》，令其熟读”。此外，遇到疑难灾病而诵读《孝经》、把《孝经》当作灵验的宗教经典来对待，这样的例子从前也不少。如《孝经集灵》中所载：“徐陵子份，性至孝。尝病笃，医祷百方不能愈。份烧香泣涕跪诵《孝经》，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甚至还有人以《孝经》随葬的。晋人皇甫谧就是如此，他在遗嘱中说：死后“皆无以自随，唯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也”。皇甫谧开了以《孝经》随葬的先例，后人多有效法者。
《孝经》在古代政治生活中也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历代统治者对它都极力加以利用，加以传讲。汉平帝时，地方学校设置《孝经》师。唐代规定：在官学中学习的人必须兼通《孝经》和《论语》。
为了更好地利用《孝经》，一些最高统治者还亲自为《孝注》作注疏，并颁行天下。如梁武帝曾作《孝经义疏》十八卷、唐玄宗作《孝经注》一卷、清雍正皇帝作《御纂孝经集注》等等。除注疏外，有的统治者还亲自为人讲解《孝经》。公元375年，晋武帝为大臣谢安等人讲论《孝经》，当时人传为美谈。
自汉初《孝经》重现后，文人纷纷对它进行研究，使《孝经》成为学问研究的一个热点，“孝经学”也因此而产生。“孝经学”涉及的问题很多，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不同意关于《孝经》的“经”字，一般人都认为是经典之经。而有的人则认为，《孝经》的“经”字，非《六经》之经，而是天下大经之经，即该书所谓“天之经也”（刘光贲《孝经本义》）；关于《孝经》的作者，异说更多（详见《导读》）；关于该书的成书年代和真伪，研究者也多有辨论；至于《孝经》每一章的题目，分歧也不少。多数人认为是南朝皇甫侃标定，如归有光说：“其章名，乃梁博士皇甫侃之所标，非汉时之所传”（《孝经叙录序》）。也有人不同意此说，认为：“《抱朴子·仁明篇》：唐尧以钦明冠典，仲尼以明义首篇。是《孝经》本有章名也”（桂文燦《孝经集解》）；此外，还有今文、古文之争等等。这些争议孰是孰非，暂且不提，其本身足见研究者对《孝经》的关注，这也是《孝经》对后世产生影响的一种表现。
在《孝经》研究中，朱熹是一位有魄力的人。他把传统的《孝经》分为经和传两个部分，从而彻底打破汉代以来《孝经》的编排次序。他认为经（包括《孝经》的《开宗明义章》至《庶人章》）是《孝经》的经文，而传（《三才章》以下各章）则是后世儒者的解经文字。而且还删去原经中的二百多字。朱熹重新编定的《孝经》就是《孝经刊误》。此书一出，对《孝经》学震动颇大，后世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行为，“非豪杰特起独立之士何以及此”（陈振孙语）。从此以后，原本《孝经》的经典地位在一些人心目中不复存在。
从汉代到民国，有关《孝经》的研究性著作多达四百余种，其影响可见一斑。
《孝经》不仅对汉族人有影响，而且还对一些少数民族如鲜卑、高昌、西夏、女真、蒙古等产生过影响。在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无论是官方学校还是上层社会，都曾传授过《孝经》。此外，早在唐朝，《孝经》就传到了朝鲜、日本。清朝末年，《孝经》又有了英、意等文本，传播于欧美地区。其中，以日本对《孝经》的研究最为充分（见陈铁凡《孝经学源流》）。
时至今日，《孝经》已不再有经典的神圣光环，但它作为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古籍，仍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研究。这样做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已经过去的时代，而且可以从中提炼积极的成份，用于发扬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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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作者：未知 更新日期：2010-1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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